一进入贵州就听到三句话，叫做“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两银”。天晴还是天雨这是属于自然现象，山高山低是云贵高原的自然地形，都不是人为的，从某一种意义上说，也是不能改变的。至于说“人无三两银”，则是一种经济状态，对穷苦农民来说不仅没有“三两银”(折合银元只四元多一点)，实际上恐怕连三钱银都没有(折合银元约四角多点)。这确实是六十年前贵州社会的真实的情况，主要在于地主和军阀的残酷剥削，而这种剥削则是以种植为标志，种植的极大利益都被地主、军阀、上海流氓所吞噬了。

　　自长征进入湖南以后，包括广西，就看见田里一大片、一大片地种植着烟，即罂粟。如不把它当成烟，而把它当成观赏植物的时候，它却有一个最风雅的名称叫“虞美人”。以后经过云南、四川、甘肃、映北，秋天的时候都能看见。当然恐怕还是以云南为最多，为最好，得到一个“云土，，之名。当时，烟恐怕是最有利可图的经济作物之一了。但有些地方本来可以种粮食的，却借口日照不足，种粮食不行，烟的生长期很短，保证有收成。

　　这种植物的花色很篮，如深红、浅红、白等，开花的时候，一大片的五彩缤纷，实在是很好看的。所以今天它列身在观赏植物之中，不会被认为是烟，而遭到铲禁。因此我有时也找点虞美人的种子种上几盆。

　　可是这个烟，成烟以后，它就作为消费品，销给某些人去享用。这个烟已不是战争时期从英国来的烟了。当时抽的人慢慢地多，以至不分阶级。在清朝末年、北洋军阀时代、统治下，地主抽，军阀抽，官僚抽，男人抽，女人也抽，不分阶级，O此处提法有误。澳美人，亦称丽春花。属俘粟科，但并非磨最穷苦的农民、劳工也抽。不过有钱人抽的气派一点，没有钱的人抽的粗糙一点。贵州军队的士兵，就普遍抽烟。因为烟的毒害，士兵没有士气，看烟膏比看米饭还重要，不吃饭都行，不能不抽烟。长期抽吸自然就损害了健康。我们占领遵义以后，曾经组织过部队与遵义的中学生比赛篮球，这些运动员的中学生里面就有抽烟的。我们进入贵州以后，或者说还在广西地区，就听说穷苦的劳动人民自称为“干人”。这一个称谓也遍及四川、云南。这些人挣几个钱不去买粮食吃，都花在上了。把这种人形容为“干人”，身上既无徐钱，身体也非常干瘾，可能最适当不过了。总的来说，这也是封建制度、军阀馄战、半殖民地所造成的恶果。

　　这些烟，特别是云、贵、川大量生产，在本地区销售不完，就产生了一个经营销售运输的特种行业。因为销到上海的利比销在本地的利大得多，所以川、滇、黔三省的军阀、银行家和上海的流氓头子杜月笙等互相勾结，都卷人这个大的非法经营中。收购鸡片烟甚至银行可以投资，在内地由军阀派部队护送，在长江上装进英美洋行船只。到了上海，有流氓头子接收人库，定价卖出。

　　我认为当时还看不出贵州四川哪里可以立足，总之是先摆脱桂系的部队，进到一个地方军事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求得发展。

　　所以我们只可以继续向西前进，分别占领剑河、台拱(今台江)、施秉、黄平、徐庆，最后占领，这就进到乌江的西岸了。

　　乌江的江面比较宽，但江流比较平缓，很容易利用当地的竹筏架成浮桥。这种竹筏浮桥载重力较强，部队能不用拉开距离地迅速前进。我们在江界河渡河点，只用一个下午就全部渡过乌江了。还有的部队是经过清水河、回龙场、茶水关这些渡河点渡过乌江的。贵州军阀在我们突破乌江的防线以后，节节向遵义败退。

　　我们渡乌江以后的第一占领目标就是遵义。我们尾追王家烈的残兵败将，先头部队非常顺利地于1935年1月?日，进占了遵义。

　　遵义原来属四川，到清朝雍正年间才划归贵州的。在贵州来讲，它是贵阳以外的贵州省的第二大城市。红军长征的头三个月没有占领过什么大城市，以后，在贵州、云南、四川、甘肃、映西也没有进人过什么大城市。红军开始离开江西的时候，虽说是北上抗日，但并不是说它开始就规定了一个目标，说是陕北。它是依据情况，奋斗了一年，最后才定下来在陕北。当然行军的指南针一直指向北，这没有错。遵义地区在军事地理上并不理想，虽然是娄山山脉，但北阻于重庆，南逼贵阳.回旋的范围不大。不过当时利用占领遵义后的军事形势，部队在这个地区休整了若千天，军事供应上得到了一次大的补给，极有利于今后的行动。最主要的还是在遵义开了一次政治局的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路线，确立了同志的领导。这是一个关键，为中国取得1949年全国解放的胜利莫定了第一个基础。

　　进入遵义的第一支部队是一军团的第二师，师长是陈光，政治委员是刘亚楼。我们(总政治部)是第二天进入遵义的。进入遵义后，我们第一步到师司令部，听了攻进遵义战斗情况的报告和遵义城悄况的介绍。那时已近黄昏，就在司令部吃了晚饭，他们端出一大洗脸盆的银耳鸡面，银耳很多。在当时，这个有名的补品，只有贵州、四川出产，价钱贵多了，跟现在不一样，人工培养，谊及全国。当时用洗脸盆装银耳是很阔气的了。住在遵义的几天，我们曾去过一次遵义的菜馆，做的是四川菜，也做得很好。这是进遵义的一项意外的收获。总政治部本部住在旧城的天主堂，我们则住在天主堂附近的一户地主知识分子家里，房子还可以，只是主人不在了。家里书很多，都是些新书，没什么线装书。房间的布置也很新式，把两个单人床分开，中间放了一个床头柜，这是老式家庭所看不见的。我们也把他的书随便看了一下，但究竟是些什么书，现在是记不起来了。有趣的是有一个小皮箱，里面全是情书，还原信原信封，一封一封地放在那里。但当时的心情不管情书写得怎样好，也没兴趣看下去。抽看几封以后，就把箱子扔在一边了。

　　住在遵义的时候总政治部曾经组织过几次跟城里中学生进行的篮球比赛，因此同这些男女学生和教员有了一些接触。他们思想都是比较落后的，但还没有拒绝跟红军来往，这样我们在他们当中也可以有效的进行一些宣传工作，动员他们参加红军。所以在我们离开遵义的时候，总政治部就带了好几十个遵义男女青年，跟着红军出发了。他们大多是背着家庭参加的。我以为巩固这几十个人，能够始终跟着我们走恐怕不容易，领导上既不能严，也不能宽。

　　这是一批城市小知识分子，大体上都是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这批人在红军到遵义的突然情况下，才开始跟红军有接触，以前并没什么思想准备。跟红军接触也不能一下就有了很高的觉悟，参加红军以后必然是一个红军式的军事生活.他们自然很不习惯。

　　离开遵义后不到一个星期，这些人都先先后后脱离了部队，一个也没有巩固下来。我曾向部提过一个建议:不要把他们集中在一起，而应该分散到各兵团各师的政治部去，或许会保留一些下来.不至于一个都留不住。现在我想起来还很可惜，这批人失去了在革命洪流中锻炼的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们知道中央正在开会，清算博古和李德的问题。会议的进程大概每天也知道一点，由于在江西没有能够粉碎第五次围荆，不得不作战略转移，由于长征途中在湘、桂地区部队的军事危机已充分暴露出来，全军都大失所望，改变领导已成为下面的普遍要求。

　　会议的最后结果改变了党的领导，使同志能够重新取得军事指挥权，重新树立起的军事路线。决议公布后，大家都一致赞成。但是大家也提出来.这次会议只解决了军事上的错误，没解决政治上的错误。因为决议案最后说:“政治局扩大会指出，过去党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对于我党的整个路线说来，不过是部分的错误厂这就显然把一个重要的政治错误放在一边了。中央那时的解释是，军事匆忙，还来不及研究解决政治问题。奇怪的是这次会议只有一个决议案存下来了，所谓博古的正报告，周恩来的副报告，李德的发言，以及其他人的发言，都没有能够在档案机构发现。但是仔细来看这个决议案的内容，恐怕基本上就是来自的发言。譬如决议案第四、五段讲决战防御，第六段讲集中优势兵力，第七、八段讲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第九段讲持久战与速决战。这些段落的军事思想，可能在1932年不担负军事责任以后，逐渐地深思熟虑形成的，并结合当时的敌我斗争的具体实践总结出的。明显的是他1936年公开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研究战争的规律性上，在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及其特点上，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战略思想。这当然并非是1936年的事情，肯定是1932-1934年的事情。在遵义会议上，他第一次把它拿出来。只要我们对比一下，决议中讲战争规律的各章节和这本《战略问题》讲战略防御所提出来的几种战争形态，思想路线甚至文字安排都是一致的。能这样说，遵义会议的决议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初稿。拿时间来说，也可以说这本《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这个决议的发挥。无需考证，我相信在遵义会议上的发言，特别是军事部分，就是这份决议，或者是这个决议的初稿。因为参加会议的人，除了以外，没有人具有这样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系统的战略思想。起草这个决议的是张闻天，恐怕也是按照决议的形式和口气进行文字加工，把的发言全部抄录进去。

　　1935年在遵义传达这个决议的时候，我曾经认为这个决议的军事分析非常精湛。但是等到1937年我读到那本《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油印本的时候，恍然大悟，遵义会议的决议，就是军事思想提前在遵义通过决议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两者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