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前夕，美国国务卿赫尔向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提出了“战后以美、英、苏、中为中心，设立和平国际机构”的建议，遭到苏方拒绝。

　　罗斯福指示赫尔，一定要全力争取四强观念，即使因此达不成协议，也在所不惜，因为两个三国宣言，也不如一个四国宣言。

　　“不能把中国从四国宣言中删去。我的政府认为，中国已经在全球范围内作为四大国之一进行战争。”

　　赫尔只得威胁说，如果宣言不以四国名义签署，那么美国绝不会在一份三国宣言上签字。他还要挟说，如若不然，他将中断会议，离开莫斯科。

　　根据这份宣言，中国政府有权力与责任参与各大国为结束战争而采取的协调行动，并共同筹划组建战后联合国机构。

　　1944年8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到最后阶段，建立战后和平国际组织的事情提上日程。美、英、苏、中四国代表聚集在华盛顿举行筹建联合国的会议。

　　苏联再次在中国前进的路上举起了红灯。苏联代表以苏联在中日战争中处于中立地位为由，拒绝同中国代表坐在一张桌子上开会。

　　赫尔煞费苦心，把一个会议分成两个阶段举行，先开美英苏会议，再开美英中会议。

　　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举行，决定于4月份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制宪会议，要求各国家的代表团具有广泛代表性。

　　周恩来则代表中央致函美国大使赫尔利：“一定不可以仅由政府的代表参加会议。”

　　赫尔利向罗斯福汇报后，罗斯福便致电蒋介石，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中国代表团应该包括代表。

　　看完电报的蒋介石心烦意乱，可又不敢得罪美国，极不情愿地对被他召来商讨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事宜的顾维钧说：“没有一个人具备当代表的资格。”

　　顾维钧是非常希望代表团中有中国代表的，所以接话接得非常快：“董必武就可以。”

　　“年事稍长，但通晓国际事务”，以前，董必武给顾维钧留下了这样深刻的印象。

　　如此，董必武就成了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第一人，并不辱使命，在联合国大会上大放异彩。

　　话说回来，罗斯福为什么非要把中国拉入大国行列，又为何需要让中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大会呢？

　　在珍珠港被日本偷袭之前，美国对日本实际上仍然心存幻想，尝试在中日之间玩“平衡木”。

　　1941年12月6日晚上，罗斯福还以个人名义致电日本天皇，试图寻求“驱散乌云”的办法。

　　一夜之间，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面貌大大改变，美国、英国随即宣布对日作战，德意等轴心国集团也对美宣战，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

　　其实在中国抗战之初，中国人民的英勇作战，便已受到国际舆论和反法西斯各国人民的高度赞扬。

　　当时日陆军有51个师团，其中在中国东北有13个师团，长城以南有21个师团，能用于东南亚和太平洋西南地区作战的师团有11个。中国牵制的日军，占日军全部陆军的66.6%。

　　如果失去了中国战场的配合，美英等国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对日作战的困难程度是很难来想象的。

　　“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别的方面来作战？他们能够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并且一直可以冲到中东。”

　　1942年元旦，美、英、苏、中等26国签订标志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的《联合国家宣言》，中间有一个小插曲。

　　一开始，罗斯福将中国列于美国之后，居第二位，英国和苏联位于第三、第四位。

　　不过，签字仪式结束后，罗斯福还是特地向中国代表表示祝贺：欢迎中国被列为“四强之一”。

　　1943年，丘吉尔访问美国，发表关于战后机构的演说时说道：“为制止德日将来对世界再施侵略，战后美国、英国和战胜国应有一个联合的组织，如果美国愿意把中国包括在这三国的联合组织之内，英国并不反对；但是，不管中国多重要，都不能与其他三国相比。”

　　罗斯福对丘吉尔贬低中国的演说表示强烈不满，他说，没有中国作为东方国家的代表参加大国的行列，只以白色人种的三大国支配世界必然还要酿成种族战争。

　　蒋介石一直是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他绝对不愿意中国人进入代表团。可他不得不倚仗的顾维钧的想法却和他背道而驰。

　　顾维钧是著名的外交元老，不仅饱读诗书，而且曾留学美国，历任过北洋政府驻墨西哥、美国、古巴、英国的公使，出席过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

　　顾维钧深得蒋介石赏识与器重，但顾维钧不会按照蒋介石的意图来办事，他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就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中国代表团组成人员一事直言不讳地说：

　　“这个代表团的组成应有广泛的基础，应包含各种不同政治主张的代表，以便向世界昭示，我们的代表团是真正的全国性的代表团。”

　　顾维钧虽然没有明确说要让人进入代表团，但内在的意思其实是明确不过的。

　　“中国似乎在海外拥有众多的支持者，这中间还包括美国的自由主义分子和其他批评中国的人；还有英国工党的许多领袖人物，他们对问题和中国的活动都极为重视。”

　　之所以有这样巨大的影响力，是因为事实是抹不掉的：中国领导的抗日力量是中国战场的主要力量。

　　美国驻华使馆的外交官员在写给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承认“中国已成为最活跃的力量，抗日战争是成功的。”

　　所以，在关键的时候，在蒋介石否定人代表资格的时候，顾维钧立马提出了董必武，让蒋介石无法反对。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益后，特意让参加26届联大的代表团成员章含之给顾维钧带去问候和礼品，并代为邀请顾维钧访问北京。

　　暂且放下对顾维钧的情谊不说，再回到本文的主线，看一看董必武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表现。

　　董必武是最后到达美国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在旧金山华侨代表举行的欢迎会上，他的讲话显得十分大气：

　　“我虽是之一员，然系代表整个中国。中国代表团中包括各党各派，诚是极好的象征。会议之一切，系超越一切党派利益。”

　　招待会期间，一位美国记者出于好奇，也是出于好意，友好地提出请董必武站起来和大家见见面。

　　人一度被一些人宣传为危险人物。董必武深知美国记者的良苦用心，当即面带微笑站起身。

　　为显示代表的是整个国家，而不是各党派的利益，以维持来之不易的四大国之一的地位和尊严，中国代表团在会前就达成协议，在整个会议期间一律不谈内政。

　　当有人在会上提到有关苏俄和中国的运动问题时，董必武总是缄默不语。

　　“他是代表中最年长的一位，似乎力图避免给人造成他是为的利益而来的印象，对我们早先达成的关于代表团行动准则的谅解，他确是恪守如一。”

　　6月26日，《联合国》签字仪式举行，董必武庄重地签上了他的名字。这成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打下的第一个弥足珍贵的印记。

　　董必武是中国在联合国成立大会上的唯一代表，中央当然希望董必武的美国之行有收获，那就是：争取外国朋友，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董必武在纽约的表现和代表宋子文完全不一样，可以说，他几乎以一人之力影响了华侨同胞对国内党派的认识。美籍华人邝治中就写道：

　　“1945年联合国在旧金山成立时，当政府出席成立仪式的代表宋子文前来访问纽约时，他住在一家豪华旅馆里，拒绝接受邀请去唐人街发表演说。相反，出席联合国会议的代表董必武却在华侨组织的许多集会上讲话。这给纽约华人留下深刻印象。所以后来考虑中国在战后世界的前途时，华人中间基本上没有人认为独裁统治继续下去会有啥好处。”

　　人不注重享受。在纽约期间，董必武为给党节约经费，便住在华侨家中，还自己做饭，每一笔开支都精打细算。

　　在美国期间，董必武一行得到了一些华侨的支持、赞助。董必武亲自记录在册，名为《赴旧金山会议收支账单》。

　　账单里有20笔收入，其中3笔很特别，它们是董必武自己捐的：生活费1260元美金、交际费200元美金、制妆费1085元美金。

　　董必武用自己节省下来的钱和侨胞捐的钱为党购买了印刷机、打字机、留声机和英语唱片等当时极其贵重的物品。

　　从这个意义上说，罗斯福把中国“挺进四强”，促成中国人走进联合国成立大会，也不失为英明的选择。

　　一心为民、一心向党的人，肯定能把国家治理好、发展好。而一个和平的大国，对于世界的贡献是举足轻重的。

　　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的国家，有幸生活在先辈们艰辛付出换来的美好时代，诚然要心怀感恩，奋发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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