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逢鲁迅长安行一百周年之际，本报连载王鹏程教授的《1924鲁迅长安行》。该书穿越百年时空，聚集鲁迅人生轨道里仅有一次西北之行，透过日常日子、旅途行迹和阅市交游等，在鲁迅的行迹和视野里，给咱们出现了一个悠远而又生疏的民国长安，也让咱们有幸与鲁迅在长安相见。

　　1924年7—8月，时任国立西北大校园长的傅铜有感于陕西交通不便、文明阻塞，遂在陕西省政府的支持下，与陕西省教育厅合办暑期校园，约请五四新文明运动的主将、我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桐龄、李顺卿，南开大学教授李济、蒋廷黻，前北京大学理科学长夏元瑮，东南大学教授陈钟凡，法国大学法学博士王凤仪等十几位学者名人前来西安讲学。他们以民国暑期校园最“奢华”的师资阵型，为三秦大地输入新思想、新学术与新方法，可谓规划空前的文明盛宴，在我国现代教育史、学术史与文明史上占有特别而重要的一页。

　　李顺卿（1894—1972），字幹忱，又作幹臣、干臣，山东海阳人。植物生理学家、生态学家、林学家。李顺卿是1919年金陵大学林科首届结业生，获农学学士学位。同年留学美国耶鲁大学森林学院，获林学硕士学位；后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理学院，获植物学博士学位。结业归国后，先下一任河北大学农学院教授，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系主任，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授、系主任、教务长、署理校长，安徽大学教授兼农学院院长及校长，国立中心大学农学院教授兼森林系主任，国民政府农林部林业司司长兼垦务总局协办，联合国粮农安排林业参谋委员会委员等职。1932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及英国皇家植物园从事禾本植物分类学的研究工作。

　　新近，鲁迅对王桐龄的形象仍是能够的。1913年4月17日，鲁迅得知教育部参事王桐龄、蒋维乔、钟参观等对立总长陈振先在中心学会推举中徇私舞弊而辞去职务的音讯后，随教育部全体成员辞去职务对立。对王桐龄形象的改动是“女师大风潮”之后。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迸发驱赶校长杨荫榆的学生奋斗风潮，鲁迅和前进学生一同对立强权。1925年12月14日，陈西滢、王世杰、燕树棠等人建议建立“教育界正义维持会”，次日改名为“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该会旨在支援章士钊兴办的女子大学，对立女师大复校，压榨该校学生和教育界前进人士。王桐龄、李顺卿为该会成员。鲁迅在18日所写的《“正义”的花招》一文中说：“以人论，我与王桐龄、李顺卿虽曾在西安点首说话，却并不当作朋友。”

　　王小隐（1895—1946），原名王乃潼，又叫梦天，字梓生，号忆婉庐主，本籍山东费县，后随父移家兖州。17岁肄业于山东高级书院。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学习土木工程，后转入历史系。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在北大读书时，王小隐即喜爱写小品，处女作《烟霭晴晖都好斋笔记》洋洋三万余言，刊诸有正书局出书的《小说时报》上，甚有盛誉。北大肄业后在北京布衣大学任讲师，兼任《京报》记者和《上海画刊》通讯员，“与徐凌霄在《京报》合写片言只语小段，每日百十字，极为隽永”。这以后久居天津，任《北洋画报》记者，又兼任《商报》“古玩摊”栏目主编。王小隐擅外交，嗜烟酒，好游乐，“恃才傲物，任情放纵，崇尚清淡，怡情自适”，有名士伯乐之风，活跃提拔后进，在其时颇受崇拜与敬慕。1932年，王小隐脱离天津，出任驻家园兖州的国民军第二十师师长孙桐萱的秘书，并兼任曲阜衍圣公府秘书，著有介绍儒学的《圣迹导游录》。抗战迸发后，孙桐萱受命南撤，王小隐脱离军界，仍据兖州。

　　1924年，王小隐以《京报》记者身份与鲁迅等人受邀赴西安讲学。鲁迅“旧日学生”荆有麟在《哈哈论的构成》中说：“据鲁迅先生回来时描述，王小隐那次是穿的双梁鞋——即鞋前面有两条鼻梁。其时北京官场中人及遗老多穿此种鞋。见人面，总是先拱手，然后便是哈哈哈。不管你讲的是好或坏，美或丑，王君是绝不表明拥护或否定的，总是哈哈大笑混过去。鲁迅先生其时说：‘我想不到，世界上竟有以哈哈论过日子的人。他的哈哈是拥护，又是否定。似不拥护，也似不否定。让同他说话的人，如在无人之境。’所以才写了那篇《立论》。”鲁迅在西安孔庙看到历代帝王画像“其中有一张是宋太祖或是什么宗”，穿长袍，胡子向上翘起，“所以一位名士就当机立断地说：‘这都是日本人编造的，你看这胡子便是日本式的胡子。’”（《说胡须》）。这位“名士”便是王小隐。回京后，鲁迅以此为由头，写了《说胡须》一文。

　　不过王小隐对鲁迅的批判并不信服，一向耿耿于怀。日军占领兖州后，王小隐转任邹县孟翰博府秘书。山东邹县南关农人孟昭楠（字香南）说：“王小隐声称‘文人’‘名士’能写会画，还懂点金石。鲁迅在《说胡须》中批判过他，他一向不信服，几回和我发牢骚。他说鲁迅关于胡须的说法是不对的，仍是他说的对。”孟昭楠时任孟氏小学教员，和王小隐有过从。在孟府期间，王小隐置民族大义于不管，投敌卖国，屡次参加日军“慰灵祭”，悼念死在我国的日军“亡灵”，吹捧他们是“视死如归”；到会“剿共委员会”，宣布“剿共”演说；把孟府的石头献给山东新民会石田参谋，做日伪纪念塔柱石。他还创制了亚圣府旗，白底，中心一个“亚”字，外绕夺目的红圈，一见就令人想起日军宣扬的“东亚共荣圈”。后来王小隐曾任日伪山东省新民会委员、兖州道委员等职。在倪斯霆的文章中，或可经过王小隐一息尚存的节气，略窥其窝囊性情和对立心态——“沦亡时期，他因会说日语，曾为日军翻译。但日伪推其出任兖济道尹，他却坚决不就，而许以滋阳县长，他也拒不履任。即便汪伪政府开伪国大，山东代表指定其为副议长，他仍托病不去南京。日伪见此，遂改动战略，屡次假借其名望诈骗乡里推广伪政，而此刻他不光没有出头弄清，反而有时也以名士身份‘狷介’地参加日伪安排的文明活动，并承受俸禄。故而抗战成功后，朋友及乡人均视其为奸细。终身玩世不恭的王小隐这回没有‘哈哈哈’，在节操问题上他仔细了。虽然政府其时没有对其着手，但是他却因愧食伪禄，于1946年末自缢于薖园其父坟前，死后留有绝命诗曰：‘一步蹉跎万事休，懒将姓字人间留。半文不值何必说，百岁清楚已到头。饱历艰危沦孽海，空怀孤愤赋离忧。此心略可质今古，犹幸归来正首丘。’”